年终提问·冠脉介入丨葛均波院士:患者在,我们在,创新在

通过集采,能刺激企业重新思考,集中精力、财力研发出真正具备创新力的产品。

——葛均波

在噼里啪啦爆竹声里,我们迎来了中国人最为期盼的新春佳节。站在农历旧年与新年交汇的时间点上,人们总要回顾过去一年的变革与发展,畅想对新年的期许与计划,以更好地整装待发。

细数去年冠脉介入领域的年度热点,“支架集采”、“DRG付费”无疑榜上有名,在大大减轻了患者负担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值得冠脉介入行业深入思考的问题。带着这些疑问,我们采访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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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均波院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01

我们还没有看到大家担心的情况出现

“作为一名一线心血管临床大夫。”

采访伊始,葛均波院士就强调了自己的身份。

“当一个医生,治病救人,是我一生的理想。我相信每一个医学生,最初踏入医生这个行业,都是为了给病人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

正是基于这种“治病救人”的理想,葛均波院士认为一些大家的担心“根本不是事儿”。

例如,在支架集采后,不少人都在担心:

医生做PCI手术的积极性会不会下降?

DRG付费按临床诊断入组病例,会不会出现医生轻病重治,重病不治?

支架集采、DRG付费是否会制约领域内新技术的发展?
葛均波院士表示,提出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家不了解医生这个职业,把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认作整个行业的既定规则,从而造成一种误解。

“每个医生学习医学知识,都是奔着治病救人而来。我们肩负着患者和家属的信任,就更清楚这份职业的责任和信仰的重量,接触过死亡,就更明白对生命的敬畏。过去两年,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后,不少心血管病医生争前恐后支援前线,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奉献在一线中,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每个职业都有各自的规则和信仰,医生这个职业更是如此。”

葛均波院士指出,“目前,据我所了解,还没有看到大家担心的情况出现。”

从事实出发,这一年中葛均波院士看到最多的还是“实惠”。

“它大大降低了国家的医保支出,患者付的钱也少了,这是我们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益处。”

葛均波院士指出,国家执行的集采和DRG政策我们是非常拥护的,它大大降低了药品耗材的费用,减免了病人不必要的支出,极大程度地缓解了原来大家反应比较强烈的关于“看病贵”的问题。

谈到集采前后价格的巨大差异,葛均波院士指出,医学与其它学科不同的一点是:它的进展快速,几乎每年、每月、每周甚至是每天,都会有新的能延长患者生命、降低病人痛楚、改善患者预后的治疗手段出现,而新的治疗手段往往在价格上居高不下。

葛均波院士认为,新技术与政策实施之间存在“时间差”是正常现象。当一项新技术真正发展成熟到能大规模进入临床时,政府以及相关管理部门是可以及时感知到它为老百姓带来的实惠,并且能完善政策的。

“的确,因为费用问题会出现一些争议,保证让最新的药物、最新的器械进入临床造福病人的同时,让老百姓和医保能支付得起,也是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现阶段各类疾病都建立了相应的质控中心,通过质量控制层层把关,这一问题可以得到很好解决。”葛均波院士表示。

02

冠心病发病拐点尚未到来,我们还需要培养更多PCI医生

2022年1月,由吴永健教授、傅国胜教授、贺勇教授、杨清教授等发起的“2021冠心病年度回顾”的议题中,主持人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2020年,我国全年冠脉介入治疗的患者为968,651例,植入支架数近141万支。如若按照10%的增长率来推算,2025年我国冠脉介入治疗患者很可能增长至156万,植入支架数增长至227万。但事实上,我国每百万人口的PCI数仅为600多例,而欧美和日本等地每百万人口平均PCI数有2000~3000例。有鉴于此,我国的PCI手术量还有3~5倍的上升空间。
在此背景下,应如何看待带量采购政策对这样巨大增长空间产生的影响?
此次采访中,我们也将这个问题带给了葛均波院士。
葛均波院士指出,我国冠心病发病率的拐点尚未到来,现在必须要培养更多临床医生,让更多医院掌握PCI技术。
“中国冠心病发病率爆发式增长与改革开放40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营养条件越来越好,而危险因素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有关。”
葛均波院士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冠心病的发病率已经达到顶点,美国、欧洲等地区因为在上游预防方面做的工作已经展现出成效,冠心病发病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当前,在我国西部以及一些中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医院,医生尚未充分掌握PCI技术,这就可能会导致当地病人不能得到及时发现和治疗。葛均波院士告诉我们,他在外地会诊时常常也会发现,许多病人都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才去医院就诊。
但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中西部医院条件的改善,让越来越多的医生能开展PCI技术是发展的必由之路。
“最开始在40年前,PCI非常复杂,器械也并没有发展到现在这样,做一个病人要三科讨论:内科、外科、放射科。到底该不该放支架?放一个支架怎么样?现在器械也在进步,技术也在成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掌握这项技术。”
葛均波院士表示,PCI技术成熟地区的医生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要对更多医生进行培训,让更多医生掌握这项技术。未来随着PCI技术的发展,并发症会越来越少,一些县级医院也能开展这项手术。
“我们还有很多病人等待着救治,还有很多年轻的医生,希望能继续学习这项技术。”
葛均波院士指出,支架集采,让单价700元的支架正式走上手术台,最终一定会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03

集采也许是促进自主创新有效的激励方式

葛均波院士谈到,通过集采也能刺激企业重新思考,集中精力、财力研发出真正具备创新力的产品。
在支架研发领域,葛均波院士团队曾经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让大多数冠心病患者能够用得起支架,2000年,葛均波院士和他的团队开始研究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心脏支架。
2005年12月,我国的第一代药物洗脱支架研制成功,它的问世打破了进口支架一家独大的局面,大幅度降低了支架价格,每年可使10万多例患者用得起支架,为患者和国家省下医疗费用约12亿元。
此后,葛均波院士团队用了近10年的努力,成功攻克生物可吸收支架难题, 2020年3月4日,国产生物可吸收心脏支架正式获批上市。
谈到支架的创新研发,葛均波院士更倾向于从大政方针来看待这一问题。
他指出,国家领导人多次在公开场合鼓励创新、提出要建立创新型国家,解决卡脖子问题。同时,医疗领域也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政策,鼓励一线医务人员创新产品、创新技术。
在众多头衔中,葛均波院士有一个头衔与创新相关——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CCI)主席。
2015年9月,葛均波院士发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CCI),俱乐部集创新培训、设计交流、研究支持、产业合作为一体,希望激发一线临床医生发现和解决临床需求主体的创新潜能,引导其积极参与医疗技术及相关器械研究,并进一步为其提供临床前及临床研究平台,最终实现国产医疗技术与器械产品的市场化,推动中国心血管事业摆脱模仿,立足创新,进而走向世界。
“我们国家鼓励原始创新、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我觉得这对国际、对行业发展来说是件好事情,否则我们会一直模仿别人家的产品。只有真正自主创新,我们做出自己的产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
葛均波院士指出,随着集采进入制度化、常态化实施阶段,它不仅是影响药械行业发展最大的政策变量,同时也是促进自主创新最好的激励方式。
“在医疗器械创新的全过程中,从最开始的‘发现需求’到‘提出需求’、‘器械发明’、‘器械使用’及最后的‘器械评估’,医生的角色都不可或缺。”这是葛均波院士多年来一直强调的观点。
除了来自社会的疑虑,一些关注学科发展的临床医生也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例如,DRG付费过程中,控制成本开始成为临床医生为病人提供诊疗策略时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但由于DRG是一种按照临床诊断入组收费的方式,一些疑难的、复杂的病例也需要按诊断结果归纳入组,而恰恰是这类疾病需要采用一些新技术、新药物来进行治疗。

“支架集采与DRG相辅相成,它们的最终目的是让各方受益,而医生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在践行政策中有思考、有疑问是人之常情,或许他们心中的疑虑暂时得不到想要的答案,但时间总是能回答一切。”葛均波院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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